三國之最風流6 東漢諸侯王

相比汉，东汉的诸侯王老实得多，截止到汉灵帝时，诸王犯法被治罪的共有二十三，多在明、章、和、安帝时，桓帝时两个，灵帝时只有个，即渤海王刘悝，还是因被诬告而获罪的。其余获罪的诸侯王里也有是被诬告的，加刘悝，共有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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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的诸侯王多有诬告朝臣，致使朝臣获罪的，而东汉却成了诸侯王被诬告获罪，强弱之互易。较之汉，东汉之诸侯王已无有权威，如笼中之。

东汉诸侯王地位的低还表现在们犬马自娱和对国中吏员敬畏的度。

明帝时，北海王刘睦遣国中的中夫入觐，中夫称其贤，叹：“子危哉！夫其对以孤声马是娱是好，乃为相。”为避免引起朝中猜忌，敢称贤。

王国的傅、相、中尉有监诸侯王之责，而当们触法犯罪时，诸侯王亦有劾奏之权，但东汉的诸侯王却至有敢举奏者，如清河国傅贪赃枉法，清河王刘庆敢举奏，天子责之，其答曰：“以师傅之尊，选自圣朝，臣愚唯知言从事听，甚有所纠察。”

傅、相之权完全驾於诸侯王之。

东汉诸侯王犯法的少也与社会风气有关。汉风气，闾巷少年，避法，走地如骛，民风剽悍好斗，然至汉晚期，随着儒学观念的入心，社会之风尚亦趋向於沉谨厚。因此之故，东汉之诸侯王多谦良恭孝，少经学文雅，在国谨节，如东平宪王刘苍，唐时李世民问魏征诸皇子谁贤，魏征答是吴王，说可与汉的河间、东平两王相比。河间献王刘德是汉的诸侯王，景帝第三子，有雅材，推崇儒术，乃至形成了个河间学派。

总的说，东汉诸侯王的地位远及汉早中期的诸王。袁宏说：“诸侯纲，月增密，末世衰微，遂以卑弱。宗室惧於罪败，同姓挫於庶民，夫攘臂，故以能天矣。”

两汉之世，诸侯王从骄纵到守臣节，这与中央的政策密切有关。

汉初，刘邦“惩戒亡秦孤立之败”，为稳固政权，封宗室为王，以之为藩辅，拱护京都，宗室由是蓬勃发展。文帝，宗室，与中央抗衡，於是朝廷又开始限制宗室，经七国之，又经武帝整治，宗室遂转衰微，到西汉末年，已是“宗室衰弱，外无强藩”，“中外殚危，本末俱弱”，使得王莽“无所忌惮”，於是篡汉。

东汉初年，光武皇帝鉴於王莽篡汉的训，曾度放松对宗室的限制，但东汉初与西汉初同，客观形需光武皇帝像祖那样靠利用宗室巩固政权，所以久，光武在西汉基础继续致於限制宗室的各项政策，“诸侯纲，月增密，末世衰微，遂以卑弱，宗室惧於罪败，同姓挫於庶民”。对宗室的管制越越严格，宗室忧惧获罪，所以谨小慎微，在朝廷的支持，国中的吏员严苛地监督宗室，从某些方面说宗室还如庶民。

，中央对宗室倒也是味的限制，宗室衰微了，中央必再担忧地方反，可是没有了宗室为羽翼，自就会有别的起擅权政，乃至举旗造反，“夫攘臂，故以能天矣”。故此，为了汉室江山，当朝政稳的时候，中央也会利用宗室。

东汉中期，外戚、宦官，替执政，权旁落，遂从桓帝起又开始重用宗室，刘淑因得以跻天名士的领袖“三君”之列，与窦武、陈蕃齐名。汉末灵帝时，天，宗室越发得到重用，刘虞、刘焉、刘岱、刘表、刘璋、刘繇、刘备等遂或被拜为公卿，或登州牧、史之位。建武元年至延熹三年，百三十多年中宗室任公卿者只十余，而从延熹四年起，每当公卿缺员，皇帝常用宗室，从延熹四年到中平元年，二十三年间，宗室为公卿者至少十例，又从中平元年到初平元年，六年间，宗室为公卿者达十七例。

宗室对自的政治地位太低本就，在朝廷改旧例、重用宗室，们也积极地给以，参与到政治中去，灵帝建宁元年，窦武谋诛宦官，宗室参与者有六，汉末的诸刘就更必说了，或参与讨董，臣，或以复汉室为己任。

终两汉之世，中央对宗室的度可概括为：限制与利用，从利用到限制再到利用，政局稳定时就限制，稳定时就利用。